河南本是富庶之乡，科室连年旱蝗大灾，再加上明廷七藩封于此地，霸占了大量土地，以致百姓苦不堪言，竟到了人民相食的地步。当地百姓被逼无奈，纷纷起来造反，加入李自成的起义队伍。势单力薄的李自成几个月内，从一千迅速发展到数万之众，声势十分浩大。

李自成率领部队一举攻克永宁、 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所向披靡，无人能比，最后他决定顺势进攻河南最大的目标——洛阳的福王朱常洵。

（图为福王朱常洵）

提起这福王朱常洵，此人可是大有来头。他乃是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明神宗对其青睐有加，本来立他为太子，还差点夺了明光宗的太子之位。明末“三大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及其母郑贵妃有关。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爱子为福王，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并在洛阳修建王府，此王府规格十分高达上，花费竟超出一般王府十倍之多。朱常洵结婚时，费用高达三十万金。可以说，明神宗执政期间，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邸。

崇祯皇帝即位后，对福王朱常洵也是礼敬三分。 他终日花天酒地，遍淫女娼。河南连年遭受旱蝗大灾，到了饥民相食的地步。当时退养在家的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朱常洵开府库赈济饥民，建立功德。可是，福王嗜财如命，不但不闻不问，而且加重收敛赋税。洛阳军民无不愤恨，纷纷怒言：“洛阳王府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亲率农民军进攻洛阳，却久攻不下。这时，明朝守城将士知道洛阳终久难保，再加平时对福王朱常洵的愤恨，将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安抚，却因此引起了哗变。造反的士兵大叫道：“农民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

一时之间，众人还动了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攀城功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被李自成攻陷。

福王朱常洵得知城破的消息后，纷纷与女眷们一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其世子朱由崧弃城逃走，而福王很快就被农民军寻迹捕获，押回城内。半路上，正好遇见被抓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说完，从容赴死。

可是，福王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摇尾乞怜，大呼饶命。李自成看着堂下泪流满面，跪地求饶的三百斤肥王爷，灵机一动，便有了一个主意。他让手下人把他绑起来，去掉毛发，剥去指甲，全部剥光洗净。然后再到后园斩杀了几头鹿，放在一个巨锅中共煮，取名为“福禄宴”，要与手下将士们共享。

农民军们把福王放入大锅中慢炖，一边聊天，一边笑看肥肉与鹿肉混在一起，在白汤佐料间上下翻滚，终成一锅美餐。

待众人吃完“福禄宴”，李自成命手下搬出福王府中财宝及钱粮。数千士兵人拉车载，数日不绝。李自成命人打开粮仓，赈济当地饥民。饥民无不感激，纷纷加入农民军，李自成声势日盛。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民间故事并不真实。因为《明史》中的记载：

“两承奉伏尸哭，贼摔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

意思是说福王朱常洵时候，两名承奉（福王身边的侍从）趴在尸体上哭，李自成的义军揪住他们，让他们离开。承奉挣扎着喊道：“福王已死，我们也不愿再活，只求一付棺木收容福王尸骨，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无怨言。”李自成义军见他们如此，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用一副桐棺装殓之后，放在一个破烂的架子车上……。

很显然，《明史》上虽然说福王死于李自成之手，但是并没有说被煮食。倘若李自成真的把福王和鹿一起煮食了，满清政府可以以此来丑化李自成的义军，从而彰显自己的正统，试问又怎么可能不记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