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要做事，人们常常愿意拉开架式，所谓“像不像，三分样”。一般不考虑这件事的影响如何，总喜欢先造一个声势。其实，声势大的事情，成果未必大，并且有的事情声势大了效果反而不好。有些人干大事并不显山露水，他们认为，一切形式都都应该为内容服务。只要事情的内容需要，外在形式或隐或显并不重要。

北宋名将李允则就是这样做的。

李允则（953—1028），字垂范，北宋并州盂县（今山西境内）人。小时候，他就以聪明、有胆略名温乡里。做官以后，带兵驻守雄州，把雄州治理得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雄州（大致范围为今河北雄安新区）是北宋与契丹（辽朝）之间的边境重镇，是北宋北面的门户。雄州城虽然不大，但城内人口不少，边境上的贸易十分活跃，战略位置尤为重要。

有一天，李允则检查防务，他登上了北侧城墙的高楼。城墙外，稀疏的林木间住了十几户人家。李允则指着那些住户问手下的人：“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守城军官忙上前回话：“将军，他们原是城中的百姓，因城内人多，住得拥挤，前不久他们在城外盖了房子，搬出去住了。”

李允则默不作声，答话的军官停了一下，接着说：“士兵们曾去劝他们回来，他们不肯，说是绝不会到对面的辽国去，住在城外也一样是宋朝的百姓。”

守城军官的话使李允则陷入了沉思。

宋朝和辽国有很长的边界线。过去，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公元986年，宋太宗乘辽国圣宗年幼，萧太后摄政，发动了著名的“雍熙北伐”。宋朝著名将领杨业就死在这次战争中。雍熙北伐失败后，辽军气焰嚣张，不断南下侵犯宋朝边境，宋朝君臣苟且偷安。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进犯，宋真宗起用名相寇准，力主抗辽，才阻止了宋朝皇帝南逃的想法。但因当朝皇帝不思进取，在军事条件十分有利的情况下，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以每年送辽国十几万两白银、二十万匹帛绢的代价，换来了双方不得逾越边界的盟约。现在两国相安无事多年，尽管边境贸易十分活跃，但由于各自民族风俗习惯不同，双方人口都分别居住，互不相扰。

“不能让百姓住在城外。”李允则自言自语着下了城楼。但是，怎样让老百姓住到城内呢？李允则边想边走出了北城门。

把城墙向北推移，是最理想的办法，但辽国会同意吗？反过来说，城内确实人口多，活动空间狭窄，怎么办呢？李允则边走边想。

“大人，东岳庙到了。”随从的提醒，打断了李允则的思路。他猛一抬头，一座古庙就在眼前。这是雄州城北门外的东岳庙，年久失修的破庙早就断了香火，不少百姓就在古庙附近建起了自己的房屋。看着眼前的一切，李允则忽然大笑道：“有主意了！”

几天后，一个银制的大香炉摆在了东岳庙的供桌上，几个僧人也开始打扫庙宇。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说：“东岳庙又要起香火了！”谁知，才过了两天，银香炉不见了。僧人们急忙报告了官府，李允则派人贴出悬赏告示：有找到银香炉者，必重赏。布告不仅贴在东岳庙，连雄州城和对面辽国的城墙上都贴上了悬赏布告。一时间，契丹人都在寻找那只银香炉，以便到雄州城领赏。

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找到那个银香炉。于是，东岳庙门口出现了新告示：“鉴于东岳庙曾遭偷窃，必须认真加以保护。官府决定，抽调民夫垒石砌墙，将庙围起来，每户抽一人，三日内在此报到……”人们围在告示前读着、议论着。

墙基很快就垒出来了，除了围住东岳庙外，还向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延伸，一直接到了城角上。住在庙旁边的老百姓见了，纷纷出来帮工，工程进度极快，不到十天，一段新城墙围住了东岳庙以南的空地。

契丹人饶有兴致地在城上看着宋朝人为一座破庙劳民伤财，而宋朝的君臣、百姓却在为李允则的智慧欢呼雀跃。要知道，扩大国土常常要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呀！

李允则未发一兵一卒，既达到了扩展北城的目的，又没有给契丹人留下什么口实。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恰到好处地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需要造势时，声势造得铺天盖地，街头巷尾口耳相传还不够，还要把告示贴到对方的门口；需要悄然行动时，一点声息也没有，十天之内悄然垒出一段城墙，达到了扩大旧城面积的目的，实现了既定的目标。

与李允则相比，那些做事一定要拉开架式，追求形式不注重内容的人不是太缺少智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