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喽大家好，小编今天给大家讲讲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和世俗权力的争斗。西多修道会的成立是这场改革所导致的另一结果。这一堪比克吕尼会的大修道会以首家修道院所在地西多命名，创建者是对克吕尼会不满的修士，渴望重拾本笃会原来的严格规章，尤其是恢复克吕尼会所抛弃的实用手工劳动。西多会修士圣伯纳后来成为12世纪基督教改革和十字军运动最伟大的领袖和布道者，他的修道会对修道准则和教会等级体制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同样促进了教会的统一和规范。

改革的成功也表现在十字军运动的狂热和道德优越感上，这往往是民众宗教情感的真切流露。但新的做法也招致反对，有些反对旧规也已被当地教友所接纳，牧区教士未必觉得需要加以改变（例如教士结婚）。教廷体制改革最激烈的反对来自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以主教授职权之争的名称载入史册。后世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也许略显夸张，有人会觉得存有误导之虞。争论的中心时期仅持续半个世纪左右，但问题丝毫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这场争执的某些方面间接体现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极大差异；就如一切属于现代的概念一样，国家概念对中世纪之人依然难以想象。

争论的对象是特定行政及法律惯例，其中大多都很快达成协议，很多教士对世俗统治者的忠诚更甚于他们对罗马教皇的忠诚。双方所争夺的目标也非常实际，争执不下的是统治阶级内部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方式，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和意大利领地，王族及教廷政府人员都来自这一阶级。但类似的争议也出现在其他国家11世纪后期的法国、12世纪早期的英国因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问题始终挥之不去：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威之间究竟应为何种关系？

公元1073年，格利高利七世就任教皇后不久，主教授职权之争中最公开化的对抗就发生了。希尔德布兰德的人格魅力远远谈不上出众，但他是一位个人和道德两方面都具有非凡勇气的教皇。他曾是利奥九世的顾问之一，穷其一生为赢得教廷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独立和主导地位而奋斗。他是意大利人，但并非罗马人，这或许能解释为何他在成为教皇之前的一次教廷选举权转移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这一权力转给了红衣主教团体，且罗马的非神职贵族被排除在外。当宗教改革变得更关乎政治和法律而非道德和行为，希尔德布兰德更愿意引发而非避免冲突。他热衷于决定性的行动，但并不善于考虑可能的后果。

这场纷争或许早就不可避免。教会独立是这一改革的核心理念。利奥及其追随者认为，只有免于世俗干涉，教会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教会应脱离国家，教士的生活应当与非神职人士有所差异—他们属于基督教文明，但应该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部分截然不同。以该理念为基础，出现了对圣职和圣物买卖的攻讦、反对教士结婚的运动和一场激烈斗争，以抵制世俗权力对教会人事任用和提拔的干涉，这一做法此前从未遭受质疑。这一针对世俗“授职”权力所展开的漫长纷争也因这场抵制而得名：谁有任命主教填补缺席的正当权利一是世俗统治者还是教会？作为该权利的象征，在新任主教正式获得教区管辖权时，授职者可以向其授予权戒和权杖。另一些造成潜在困扰的问题不如授职之争那般激烈。

也许，一旦教廷不再需要皇帝协助对抗其他敌人，就迟早会与后者交恶，因为皇帝主张自己继承了来自过去的权威，虽然这份权威有流于形式之嫌，但不失巨大的分量，不可能毫无抗拒地拱手相让。德意志教会按加洛林王朝传统受王室的庇护，这一依附关系与主从关系的界限十分模糊，很容易被后者取代。此外，帝国还要保护意大利的盟友、依附者和利益。从10世纪开始，皇帝形式上的权威和对教皇的实际控制力都在走向衰落。新的教皇选举方式只留给皇帝理论上的否决权。双方共事的关系也有所恶化，某些教皇已踏入雷区，从皇帝的封臣中寻求支持。以格利高利七世的秉性，他不可能为这一复杂棘手的局面带来润滑与调和。一俟当选，他不经皇帝首肯便立即就任，只向后者通告既成事实。

两年后，他就世俗人士的主教授职权发布敕令。虽然没有保留下来的敕令原文，不免令人欲探究竟，但大致内容是我们所知的：格利高利禁止一切非神职人士向教士授予主教或其他教会等级体制的职位，并以购买圣职的罪名对若干担负教职的皇帝大臣施加绝罚。火上浇油的是，格利高利还召唤亨利四世皇帝到教皇宝座前为行为不端的指控进行自我辩护。亨利首先通过教会本身加以回击；他召开一次德意志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格利高利。这一做法使他遭到绝罚。由于德意志有强大的敌手与他作对，现在这些对头还得到教皇的支持，绝罚便造成了更大的效应。亨利最终只能让步。

在小编看来为了避免一场德意志主教在格利高利（他已经动身向德意志进发）主持下对他进行的审判，亨利颜面无光地前往卡诺萨，赤脚在雪地里苦候，直到格利高利接受他自我惩罚式的忏悔为止。这是世俗与宗教权威最为戏剧性的对峙场景之一。但格利高利没有获得真正的胜利。各位读者朋友，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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