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中，频繁出现在史书中的人物，被后人人为的大致分为奸臣和忠臣，以至于延伸出明君和昏君。那问题就来了，后人是如何分辨出奸臣和忠臣？大部分是根据史料或者史书的记载进行研判的。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史书中的皇帝，从小开始熟读史书，治国方略，一般还在名师指导之下，那为什么继位的皇帝辨别忠奸的能力还不如普通百姓，分辨不出忠奸？

这里我们要先提到一个人，就是汉元帝刘奭。

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昏君或者明君。让我们先看看他刘奭和易学大师京房的一段对话。

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

其中大意不言则明。关键在于“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可以用一句诗词来概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讲到这里，那么我们如何识别呢？

既然是奸臣，忠臣或者忠奸难辨，但总有迹象可以去辨析。由于在战国时期，秦等七国的政策和外交多为对外国策，又多被相互征战场面将国策掩盖。所以，我们将重心放在了秦汉相对平稳的时代，此时来自匈奴的压力减弱，大多借助于军功造成人员的升迁和富贵的情况减少，继而出现了以人与人之间的天赋和处变等能力的最大碰撞。

汉元帝刚即位又体弱多病，对于朝事不像他的父亲那样五日一会，便将诸多事物交予中书令宦官弘恭和石显进行整理和处理。

时任太子太傅的萧望之，后被汉宣帝临终升为前将军，光禄勋，是当时的大儒。多次上书进行劝解规劝汉元帝对朝事不可懈怠，并举荐王吉，贡禹。汉元帝听取建议，召两人入朝为官，王吉因病死在路上，贡禹刚一入朝便上书与汉宣帝。“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汉元帝接纳了这条建议，下诏，减少宫女，马匹等的数量。过没有多久，贡禹再次上书，“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汉元帝再次同意贡禹的意见。升贡禹为御史大夫。

与此同时，同样被汉宣帝立为辅政大臣，升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的史高（汉宣帝祖母哥哥的儿子，曾劝谏汉宣帝不能废太子而立二子淮阳宪王刘钦），也举荐了匡衡（东海名士）。匡衡同样也上书，“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官卫，罢珠崖，偃武行文，……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汉元帝很是高兴，升匡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太傅。

虽然萧望之和史高两人都为国家举贤入朝。但是有区别的，萧望之通过自身的考察后，才进行举荐的。而史高是听从了长安令杨兴的建议，为了避免汉元帝认为他在大司马的位置上无所事事，只是充位子。

然而因为一人的出现，造成了萧望之和宦官弘恭、石显以及史高、许嘉等之间水火不相容。

萧望之身为名儒成为太子太傅，后又升为前将军，成为仅次于史高之后的辅政大臣，名望在当时一时无两。因此想要依附他，成功进阶的人多如牛毛。会稽人郑朋就是其中之一，此人见到萧望之后，便大肆抨击许嘉兄弟和史高子弟奢侈浮华，任人唯亲，应该予以清除出朝廷。萧望之见过数次后觉得不堪使用，便不复见。

大失所望的郑朋便转投与史高、石显和弘恭门下，又开始大肆挑拨，说萧望之一直在精心准备材料用来揭发许史两家以及石显两人，还声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史高等人仔细的询问究竟，郑朋又总结出萧望之五小罪，一大罪全盘托出。

至于周堪，和萧望之在同时期被任命为还是太子（汉元帝刘奭）的师傅，同样是一名儒家学者，两人私交也不错。汉宣帝临终时，和史高、萧望之一同为辅政大臣，被提升为光禄大夫。刘更生是出自于萧望之的举荐，被任命为宗正（管理皇帝亲族和外戚事物的官员）。

刘更生能被任命为宗正，是因为萧望之的上书，“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这一下子将宦官石显和弘恭牵扯在内。由于领尚书事史高和中书令弘恭、石显两人私交不错。因此，汉宣帝在朝会上讨论此事时，一时决定不下来。最后，拖延的时间太长，这才取了个折中的办法，让萧望之举荐的刘更生来管理这些，但是因为任命的官职是宗正，又威胁到了许，史两家。顿时间，萧望之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地。

此次，石显，史高等人终于得到个把柄，岂肯善罢甘休，带着郑朋告到了汉宣帝那里。汉宣帝被直接委任涉事其中的弘恭来讯问萧望之。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可悲的是，身为太子多年，又有萧望之和周堪教导，就连司马光都不禁感叹，汉元帝竟然不知招致廷尉是将人打入大狱，竟同意了弘恭和石显的奏请。

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就这样，萧望之、周堪和刘更生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布衣百姓。有人会疑问，贡禹和匡衡作为有实权又是中正的人为何不出声阻止。其实，当时贡禹在升任为御史大夫之后没有多久已然病故；至于匡衡，史书没有看到有关的记载，只是不停的上书规劝汉元帝。

后记，虽然弘恭和石显的一再构陷，但被汉元帝重新起用的周堪和刘更生，本任命为谏大夫，受阻于许、史两家，成了中郎。

至于萧望之。他的儿子为此愤愤不平，便向汉元帝申辩，汉元帝着人查证，接到的回话是，““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

最后，不堪受辱而去坐牢服罪的萧望之，饮鸩自杀。

可喜的是弘恭没有多久也病死，留下的石显吗，接任中书令，继续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