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对整体性、全局性谋略的要求更高，不仅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也是将谋略使用到极致的状态

孙武，字长卿，一个春秋晚期在齐国成长起来的兵家先贤、军事天才，被后世誉为“百世兵家之师”、“千古兵圣”，也就是先秦诸子中的孙子或孙武子，司马迁曾在《史记·孙子本传》中讲，孙武在当时扬名于诸侯之间，是因为他辅佐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的赫赫战功，而他能够名传后世，享誉中外，是因为他写下一部流传千古的兵学巨著——《孙子兵法》。孙武的兵学思想，来自他过人的禀赋和对兵法的浓厚兴趣，来自齐国的兵学传统及家学渊源，也来自他在大量实战指挥中不断反思、总结的经验。两千多年来不仅得到曹操、李世民、戚继光等军事家的称许推崇，《孙子兵法》还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海外传播，也成为当下外交、商业等领域竞争活动中广泛取用的策略，拥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在孙武的兵学思想中，用兵的最高境界并不是战无不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说不通过直接交战来使敌人屈服。对此的解读向来颇有争议，有人说，这只是一种虚设的幻想而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集中体现了孙武思想的精华。那么，既然孙武的兵法主体内容都是在讲如何克敌制胜，却为什么还要说用兵的最高境界是“不战”？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他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又如何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东周早期的战争还带有西周“军礼”的痕迹，尤其是春秋前期的战争确实时常避免直接交战，转而凭借军力威慑、会盟的方式来达到战争目的。然而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扩大，过程也更加残酷。战争一旦发动，对国家对百姓而言无疑都是场灾难。所以古人既认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也讲“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后战”。再从战争的影响来看，作战前的筹备已经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资、人力，给百姓造成极大负担，更何况无论多周全的筹谋都难以避免士兵伤亡，倘若战败，不但大量将士殒命，更可能导致倾国灭国的后果。孙武讲“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时，都是说发动战争的决定一定要异常慎重，决策者要保持高度清醒。因为军队的存在、战争的准备最终目标都是保国安民，而不是穷兵黩武去满足国君的个人喜怒，任何情绪或鬼神观念的干预，都可能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

于是孙武提出，用兵之法要“全军为上”、“上兵伐谋”，“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以全而争，不是消极怠战，而是更加积极、更加迅速、更加周全地进行筹备，调动并彰显出最强的实力，因而对主帅谋划能力的要求更高，涉及到政治、外交力量的综合比拼。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过上千次战争，其中不乏在交战前通过瓦解政治联盟、展示军事实力等手段来使敌人屈服进而放弃开战的意图，比如著名的烛之武退秦师、墨子退楚的史事。

春秋中期，晋国联合秦国攻打郑国，两国大军压境，郑国的兵力难以抵挡，顿时陷入危局之中。郑国国君听取了臣子的建议，派烛之武出城去见秦穆公，希望烛之武能说服秦国退兵，进而打消晋国攻郑的计划。烛之武见到秦穆公之后，站在秦国的利益立场分析攻打郑国的危害。他谈到，秦国灭掉郑国，最终只是拓展了晋国的土地而已，何况晋文公这个人并不守信用，一旦晋国变得更强大，就会成为秦国的威胁；相反，如果保全郑国，反而可以让郑国成为秦国在中原地区的补给中转之地。秦穆公认为烛之武的分析确实有道理，转而与郑国订立盟约，放弃了攻打郑国的计划，晋国考虑到与秦国的盟友关系，也不得不撤兵。于是烛之武通过外交途径陈述战争的切实利害，离间了秦晋关系，使郑国避免了一场本来败局已定的灾祸。

战国初期， 楚惠王想要夺回霸主地位，于是重用鲁国的巧匠公输班，命他负责赶造攻城的器械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听到楚国制造云梯的消息，墨子从齐国赶往楚国都城，想要说服楚国停止攻宋。见到楚王之后，墨子先尝试用道义来劝说，可是楚王丝毫不在乎，认为有了公输班营造的攻城器械，攻下宋国轻而易举，因此坚持一定要攻打。墨子看到楚王有恃无恐，于是在楚王面前与公输班比试攻城器械，演示对抗公输班的机变之法。结果公输班多次进攻都被墨子逐一击退，直到公输班攻城的器械用完了，墨子守御的器械都还有剩余，公输班无计可施，只能认输。然而公输班此时已经动了杀机，他认为如果这时杀掉墨子，宋国人没掌握防御的办法，自然无法抵抗楚国，于是对墨子说：“我知道怎么对付你了，我不说”。墨子冷静地回答，“我知道你想要怎么做，我也不说”。观战的楚王听不懂，就问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墨子告诉楚王：“公输班的意思，不过是想把我杀死，这样宋国就无法坚守。可是你们或许不知道，我的学生禽滑离等三百多人已经带着我守城的器械，在宋国城头上严阵以待。即便你们杀了我，也一样无法攻下宋国”。楚王想了想，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就这样，墨子赶在交战之前，凭借展示出的军事实力令楚王屈服，成功遏止了这场战争。

从这两则史事中不难发现，凡是能成功避免交战的实例，都是先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争取主动权，在战争之前根据局势充分准备了克敌制胜的谋略。在孙子的军事战略思想中，“不战”并未否定作战的必要性，而是出于国家和百姓的切实利益考量而强调慎战。兵法中以取胜为目标的主体内容，恰恰说明了孙武的兵学思想始终以保国安民为目标，不提倡盲目挑起战争，但也从不畏惧战争。战争一旦开始，他会竭力调动谋略和机变来应对敌军，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实际上，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对整体性、全局性谋略的要求更高，不仅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也是将谋略使用到极致的状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站博士后/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