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中国学术的源起——兼谈孔子之“集大成”

演讲人简介：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走出疑古时代》（1995）、《古文献丛论》（1996）、《四海寻珍》（1998）、《夏商周年代学札记》（1999）、《重写学术史》（2001）、《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等20余部及学术论文约500篇。

关于中国学术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些问题，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争论可以追溯到很早，不过它真正成为一个学术界的重大问题并引起争论，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清代中叶后。为什么在清中叶以后?大家知道，在清中叶以后，逐渐兴起一个叫“今文经

学”的学派，今文经学学派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为尊孔起见，说中国学术的主要来源是从孔子开始的。在孔子以前，是“万古如长夜”，没有学术。所以从推尊孔子出发，今文经学派更多地把孔子以前的学术传统，越来越加以贬低，越来越加以淡化，甚至于否定。这个发展趋势从今文经学兴起之后越来越强化。强化到最极端的例子，我想在座的老师同学都是很熟悉的，就是四川井研的廖平，即廖季平。廖季平先生跟我们湖南有很大关系，大家知道，他出身于四川的尊经书院，受业于王闿运，王闿运是一位今文经学家，可是王闿运先生没有他这样的观点。到了廖季平先生，他的经学有六变，越变孔子的地位就越高，越变孔子以前的学问就越少，到了最后，他居然提出中国汉字是孔子造的，孔子以前是没有汉字的，孔子以前的字可能和西方的字一样，是横着写的，到孔子出来之后，孔子造了六书，造了汉字，中国才有了文化。我想这一点，已经将中国学术的源起问题讲得特别极端了，这个论点和我们历史上传统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孟子就说过孔子是“集大成”者，什么叫“集大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结前人。孔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继往而开来，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他也总结了过去。这与廖季平先生讲的，恐怕就完全相反了。如果什么都从孔子开始，那还叫什么“集大成”?也不能叫他“大成至圣先师”了。

一

古书里说得很清楚，在孔子以前有一个很长的学术传统。我们以前读书的人总要读《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讲“诸子出于王官”，诸子都是从王官而来。再看其他史书里面，关于孔子以前有很长的学术文化传统这一点没有怀疑。比如今天我们坐在书院这里，书院是怎么来的呢?我想根本是从孔子杏坛讲学而来，这就是书院的一个模型。后人根据孔子讲学设计一个制度，建立书院。可是书院还有另外一个学习的模型，就是中国自上古以来的学校制度。书院是和上古的学校制度不同的，它一方面参考了上古的学校制度，同时又考虑到自孔子以及七十二贤以来的讲学制度，由此形成了书院。我在岳麓书院说这种话是班门弄斧了，这里是中国书院史研究的中心了。可是中国的学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在古书上是说得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礼记》中的《文王世子》，它讲在唐虞的时候就有了学校，叫“成均”，现在韩国还有“成均馆大学”，为什么叫“成均”呢，也没有一个很合理的说法。近代以来大家都说古书未必可信，是后人的说法，不一定可靠。我想最好的发现就是我们终于在甲骨文里发现了“太学”，“太学”在殷墟小屯南地甲骨里就有了。这是非常重大的发现。不要看只有两个字，它很确切地证明了至少在商代的晚期已经有了太学。我们中国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我看来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汉的太学，并由此再追溯到商代。

200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是一件方鼎，叫“荣仲方鼎”。这件方鼎上有铭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学校的情况。最近我才知道荣仲方鼎不是一件，还有一件，铭文是一样的，不过第二件花纹比较清楚。鼎的时代是西周成康时期的，我把铭文写一下:

王作荣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荣仲錫庸(?)一、牲大牢。已巳，荣仲速内(芮)伯、(胡)侯子，子锡白金(钧)，用作父丁彝。史。

先看“王作荣仲序”，“序”就是学校，这个字大家有点疑问，有人说念“宫”，其实甲骨文中的“宫”从来没有这么写，这是个“序”字。要是它念成“宫”，整个铭文都读不懂了，念成“序”就懂了。而且我们有证明，过去著录有执尊、执，也提到“序”，赏赐的两种东西中，大家肯定猜不到，是笔。一般的赏赐有赏笔的吗?因为是学校，所以就赏笔。这个“笔”字不是我释读的，其他先生早已释读过了。“王作荣仲序”，“荣仲”是学校的主持人。在十月又二月，就是十二月。因为是王作序，所以这个“子”一定是王子，“加”即“嘉”，就是奖，奖给荣仲什么东西，我猜想“庸”就是一件铜钟，还有太牢。下面已巳那天，荣仲又请(“速”就是“请”，“不速之客”就是不请之客)芮国、胡国两位侯伯的孩子入学。芮国见于《尚书·顾命》。

从这个例子，大家就看到当时确实有学校，这里讲的制度，都是和礼书的记载相接近的。我们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在商代、西周初年的时候，有相当好的学校制度，这种学校培养“国子”，北京现在还有“国子监”。这种学校的教学内容为《诗》、《书》、礼、乐，必然包括学术的成分，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术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传统，并且和教育结合起来。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说孔子是“集大成”，那么孔子以前的传统究竟是怎样的?比如说孔子以前有没有著作遗留下来，我们当然说有，这个没有问题，比如说《诗》，有很多篇都是在孔子以前的，还有《尚书》，同样很多都是孔子以前的。我知道最近有好几位博士生是写《逸周书》的，《逸周书》里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不是全部，但肯定有相当大的部分，比我们想象的多，里面有些东西很明显是西周的，比如说《世俘》、《商誓》等等，可以举出六七篇，有些是西周直接流传下来的，有些经过了改编，但包含有西周的内容，这是没有问题的。作为《逸周书》主体的一大部分，也应该是如此，有一些篇在先秦的文献里都引了，如果你不否定这些先秦文献的话，你就得承认。比如说《左传》襄公十一年，晋悼公的臣子魏绛所引《书》“居安思危”，引的就是《逸周书》的《程典》篇。还有《战国策》的《楚策》，虞卿和春申君的谈话。春申君黄歇，大家都知道，那是战国末年的人，虞卿这个人在史料里记载他是传《左传》的，他的著作有《虞氏春秋》。虞卿引《春秋》一段话说:“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就是《左传》襄公十一年里魏绛所引。过去康有为等连《左传》都不相信，今天没有人不相信《左传》，因为今天许多发掘材料都证明《左传》是正确的。例如淅川出土青铜器记楚令尹王子午，字子庚，这只在《左传》才有，除了《左传》，去哪里查王子午字子庚呢，所以它是可信的。

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思考的余地。我们很少有人很好地研究《左传》、《国语》里面春秋时代的学术。春秋时代对于《诗》、《书》、礼、乐的解释是怎么样的，其实在《左传》、《国语》里有很多。我们通常所讲的《周易》，《文言》的头几句就来自《左传》。这些到底讲的是什么，春秋时代人的学术世界是怎样的，不是没有，而是我们没有研究。

二

在座的各位请允许我插入一个话题，这里面涉及我们对于古代文献论证上的一个理论问题，我最近读到张京华博士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题目叫《顾颉刚难题》，他提出一个如何研究古代文献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文中引到顾颉刚先生在读书笔记里面的一段话，顾先生说:“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这里指的是谁呢，张京华博士说是指王国维，王国维《古史新证》里面有这样的说法。下面顾先生说:“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分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这就好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逸周书》一样，有几句你可以证明它们是春秋时候就有的，那么你能证明其余也是春秋时候就有的吗?其实这个道理，我想大家一想就明白，我们对于任何史料，包括近现代的史料，要求证明它的所有内容为真，这是做不到的，根本就做不到。包括近现代史的所有史料，都不能要求将所有各点证明为真。那么我们怎么说一个史料是可信的呢，我们得看里面的内容，比方说我们能够证明里面有些点是特别好的，确实是真的，这就可以增加其他各点的可信性。史料不是只用真假来判断，而是有可信性高低的问题。没有任何记录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个史书也不能说什么都是真的。特别是古代，有这样的东西吗?没有的。古人编一个年谱，好多地方都能证明它不对，可是你不能否认这个整体，问题是它的可信性有多大，我们能证明一个古代文献中有一点为真，那么各点的可信性就会增加，如果我们证明三点为真，就比那一点为真的可信性又大大地增加。应当从量的方面看这个问题，而不能简单地用二分法来讲这个问题。不知我说这话对不对，如果错了，各位可以群起而攻之。

我们再回到学术史，刚才谈到了商、西周，关于孔子以前的西周那段古远的时代，要求我们拿出太多史料来，这是做不到的，哪有那么多材料啊?如果有够多的材料的话，就用不着来讨论了。从能够得到的信息，我们看到孔子学术传统的久远与深厚。过些年我们岳麓书院也将成为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中心了，我相信岳麓书院这一方面的发展会非常迅速，很快会成为全国与世界简帛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些年里，我们发现的出土的战国秦汉的材料有一点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能够证明战国时代的人承认有六经，这一点特别重要。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学术史，就会觉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些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了，比如说汉代只有五经，因此就认为先秦的时候只有五经而没有六经，虽然六经之说见于《庄子·天运篇》等。汉代人为什么说只有五经而没有六经呢?因为《乐经》已亡，所以只剩下五经了。更有人说古时从来没有经。我们现在证明，当时确实有六经，而且《乐经》也应该有文字。近年发现的郭店楚简，两处都有《诗》、《书》、《礼》、《乐》、《易》、《春秋》，次序和《庄子》完全一样，时代也和《庄子》一样，郭店简在公元前300年再加一点，当然《庄子·天运篇》不是庄子本人写的，可能是他的弟子写的，可是也差不多，那个时候中国已认为有六经了。

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个人不太赞成。这样说法认为先秦没有经学，先秦经典没有得到一个受尊敬、崇敬的地位。其实，那时对六经的引用不仅仅是儒家，其他各家包括特别不喜欢儒家的人也在引用，像墨子，像庄子、像法家，实际上六经已是当时的基础教材。

这也是中国学术源起的重要一点。《诗》、《书》、《礼》、《乐》、《易》、《春秋》从来就属于主要的教本。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一些清代的学者，他们主张:《诗》、《书》、《礼》、《乐》是没问题的，《易》、《春秋》很晚才进入经的范围。我们不说《易》、《春秋》进入经的时间一定和《诗》、《书》、《礼》、《乐》一样早，可是不会是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晚。因为他们认为《易》、《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因为孔子晚年好《易》，孔子修《春秋》，后来《易》、《春秋》才成为经。这种说法现在非常普遍。《易》、《春秋》当时是不是具有和《诗》、《书》、《礼》、《乐》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还可以讨论，至少它们已经逐渐地走向那个方向，那个趋势在春秋时代已是如此。这一点特别要注意。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