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隋在史家乃至公众中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是明确而单一的，作为绚烂的世界帝国唐王朝一段不太成功的序曲，同样二世而亡的隋与秦一样，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以史为鉴”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作为“前车之鉴”被载入史册的隋，不免有唐人增润的成分，稍稍翻检《贞观政要》，不难注意到太宗君臣对隋炀帝提及的频度之高，大有“天下之恶皆归焉”的架势。现代史家持论稍显公允，表彰隋作为唐的“试验品”，在政治、制度等方面都不乏创制之功，于是“唐承隋制”与“汉承秦制”一样，成为史家经常使用的标签。即便如此，较之于奠定传统帝制国家基本形态的秦，隋依旧经常被隐没在盛唐的光芒之下，譬如近年坊间流行的“哈佛中国史”第三卷中干脆抹去了隋的名号，直接冠以《世界性的帝国：唐朝》（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 Dynasty）。

稍作细究，隋的形象或许是单一的，但未必是明确的。如果我们将公元189年董卓进京视为东汉政权瓦解的标志，至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重建一统，在整整四个世纪的时间中，除了西晋十几年的短暂统一，中国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结束这段漫长的分裂自身又短促而亡的隋，到底属于旧时代的尾声，还是新时代的开端？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已被截然划分为两个断代，传统的认识则没这么清晰，尤其是在文献编纂与文学研究上，多有将隋归入六朝余绪者。如清人严可均纂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将隋囊括其中，逯钦立辑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遵蹈成例，至今将隋代文学视为六朝之余音者，亦不罕见。除此之外，近人赵万里裒集《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时亦收隋志，至赵超董理《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时，虽援据《集释》所收拓本录文，但时段上取狭义的魏晋南北朝，不录隋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复将隋志纳入，以补赵氏之阙，因而隋志反倒占了《疏证》篇幅太半。由于各家对于南北朝界定不一，导致《集释》所收的隋志相当长时间内缺少便于使用的录文（按《疏证》收录的上限是1949年，亦不录《集释》所收隋志），可见有隋还是无隋，有时候还真是一笔糊涂账。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

两个“南北朝”的同异

重建一统大约是隋的历史贡献中最无争议的一点，国人好谈统一与分裂的治乱循环，《三国演义》开篇那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以说至今仍代表了相当多人的历史认识。

但当我们大谈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时，首先需承认这是建立在“后见之明”上的产物，对一个生活在隋唐之际的人而言，经历了四个世纪的漫长分裂后，恐怕很难得出类似的认识。而在隋重建一统后，中国历史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分裂的时代，之后虽有五代十国的分立，辽、西夏与北宋，金与南宋的对峙，要么维系时间不长，五代仅半个世纪有奇，要么中国的大部仍保持统一，事实上，传统上一直将北宋视为一个统一的王朝。经过了隋唐两朝之后，我们或许才真正能说，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

近年李治安教授提出两个南北朝之说

（《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勾勒出之前隐没在宋之下的辽夏金元这一北朝线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将其称为第二个“南北朝”，颇具胜义。若谈两个“南北朝”的不同，稍可补葺之处或有两点，一是在辽、西夏与北宋，金与南宋对峙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一个如十六国那样碎片化的分裂时期，甚至在五代，北方仍维持统一，不过是五个短命王朝旋起旋灭而已。另一方面，第二个“南北朝”尤其是金与南宋的对峙，延续的是第一个“南北朝”后期的基本形态。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之所以能够成立，与东晋南朝以来，南方在经济、文化上的长足进步密切相关。在此之后，无论是清初南明各政权的抵抗还是1949年划江而治的提议，都反映出这种历史惯性的影响。而西晋崩溃后约一个世纪，北方碎片化的分裂状态，在中国历史上反倒是独特的。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经历了这种碎片化的分裂之后，中国仍能重新走向一统，而不是停留乃至陷入进一步碎片化的形态中。

早年曾有不少学者将东汉瓦解、五胡入华与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相比附，尽管严守专业分工的现代学者很难有勇气探究这类宏大的历史变化及背后的动因，但在此之后中国与欧洲确实出现了分途。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走向统一的动力究竟为何，这类设问很难落实到史实层面上。不过“一统”与“正统”关系的微妙变化，或许也是两个“南北朝”中值得抉出的不同。

偏安江南的东晋南朝（包括之后的南宋）本以正统相号召，北伐自是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但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口惠而实不至。十六国北朝各政权尽管多由胡族建立，但通过一统（至少是争取混同宇内的姿态）来竞逐正统的观念似日渐为北族政权所接受。十六国各政权遽兴遽灭，难以深论，仅符坚南伐前“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一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汉化改制等举措，与南朝争夺正统的意图非常明显，孝文帝晚年亦汲汲于南伐，以至病卒于征讨途中。王通《元经》先以南朝为正统，至孝文帝后，改尊北朝，反映的便是这一正统之争。

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禅让。古人所言“革命”指的是天命的改易，与现代汉语从“revolution”移译而来的“革命”一词，意思有所不同。

“革命”与“禅让”的不同，或在于革命是通过暴力推翻前朝，其中暗含的蕴意是前一个王朝因为胡作非为、失去天命而遭推翻，新的王朝是建立在否定前朝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上，如汤武革命、陈涉起义。禅让尽管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一场虚伪的表演，把皇位的“强买强卖”包装成“你情我愿”，但较之于革命，禅让并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奉上玺绶后，前朝旧君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行正朔、用天子礼仪，假如他没有很快被谋害的话。

从当时的南北分途而言，十六国以降各胡族政权，皆以力取天下，攻伐不已，而东晋南朝的兴替，延续了汉魏以降的传统，以“禅让”为缘饰。但至北魏以后，北齐、北周乃至隋唐的政权更迭，一改旧规，皆假借禅让为名。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虽掀起反汉化的浪潮，并不摇动孝文帝本人的正统地位，高欢废安定王元朗、改立元脩的理由，便是元朗族属疏远，“高祖不可无后”。如果说南朝一脉，通过“禅让”保存了汉魏正统，而北朝末期“禅让”形式的引入，承续的大约是孝文帝南迁后塑造的新正统，这一“正统”的获得与混一宇内之间，似有密切的关联。

但至第二个“南北朝”，尽管从胡族建立的北朝在国家形态上发育得更为成熟，对北族政权而言，“正统”与一统之间的关联却似乎被削弱了，辽与北宋、金与南宋，皆长年恪守和约所规范的“敌国”关系，金灭北宋后，先立张邦昌、后扶植伪齐，在相当长的时间甚至避免直接统治宋之旧土，假如没有更北面女真、蒙古崛起外力的影响，这种“天有二日”的对峙局面恐怕仍能长期维持，导向不同的历史演进可能。

“南朝化”与“北朝出口”

隋朝虽然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但四个世纪的南北分治所导致的经济、文化、制度诸方面的差异，自不难想见，从分途到汇流，这一过程如何展开，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

陈寅恪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所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立足隋唐，向前追溯，抉出隋唐制度的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论要旨不外隋唐两代虽在政治上承自北周，但从制度而言，西魏、北周反而影响最小，其他两源影响更大，而北魏、北齐一源又渊源有二：一是河西一隅保存的汉魏旧制，二是北奔南人带来东晋南朝的礼乐制度，这两样也是间接来源于不同时期的汉制。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陈先生的判断有些也能得到新出石刻资料的印证，如阴弘道墓志

（拓本刊《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记载其“曾祖子春，梁侍中、左卫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祖荣，梁散骑常侍、新州刺史。父颢，梁尚书、金部郎，随仪同大将军、昌城县令，以儒学知名”，出身南方士人家族，世习儒术。贞观七年，阴弘道被征为太常博士，参与制定大唐新礼，透露了南方传统在唐初礼乐制作中的影响。

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篇》中，陈寅恪先生认为唐前期江南租米折布交纳的改革，系承自南朝遗制，进而指出“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初涉南朝化的议题。唐长孺先生晚年《魏晋南朝隋唐史三论》在此基础上，从土地制度、赋役、兵制乃至文化风习诸方面详密地阐释发挥，指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系统论证了“南朝化”学说。几乎与此同时，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中鸟瞰南北朝不同的发展道路，扼要地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阎步克教授在实证层面对此又做了较多补充。此说在网上讨论中最初被戏称为“北朝出口”（这一名称当源于《波峰与波谷》最后一章的标题《从北朝到隋唐：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后被正式命名为“北朝主流论”，形成了稍显对立的两种看法。

近十余年来，学者多有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对两说进一步加以阐发者，不过阎步克、牟发松等学者皆认为，两说因为观察的时段与重心各有不同，可以并存互补，“南朝化”着眼于唐以后的变化，主要是从经济与文化方面加以论证，而“北朝主流论”观察南北朝从分治到一统的历史过程，关注于政治与制度。李治安教授则将两说归纳为南北方两条不同的发展线索。于是，本来就没有什么火药味的争论，大有偃旗息鼓之势。

修筑大运河的是隋炀帝，作为亡国之君，炀帝在历史上的形象自然不那么好，在李世民的刻意挤兑下，尤显糟糕。不过与大多数亡国之君的昏聩不同，连唐初君臣也不否认炀帝的才华与能力，隋的短促而亡，某种程度上要归咎炀帝因自负其才而过度自信。如修筑运河一事，虽泽被后世，因滥用民力，素来也被视为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直到现在，我们都不太清楚炀帝修筑运河的目的。方便游幸之说自然有后人附会的成分，而后世所重的转输南方物资的实际功用，在当时尚不明显。唐初岁运不过一二十万石，运河真正成为国家命脉所系，要到武周之后。也有学者推测是为征伐高句丽做准备，《隋书·阎毗传》曾提及“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这仍只是其中一段的功用。不管如何，这是一项超越时代需求的超级工程，如果不是炀帝，换作他人，稍具谨慎，未必会贸然兴役。

雄才大略距离好大喜功，往往只差一步。以滥用民力、喜欢兴造巨大的工程这些方面而言，炀帝与秦始皇倒有几分类似，秦始皇刚去世，陈涉便揭竿而起，炀帝则没那么好的运气，他的四面出击，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客死江都，也定格了历史上两人不同的形象与评价。隋的亡与兴一样，暴起暴落，让人难以捉摸。近年隋炀帝墓在扬州被发现后

（参见《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曾借机举办过学术会议，会议论文集题为《流星王朝的遗辉》。前些日子，遇见南京博物院的左骏兄，提及正在策划一个隋代的大展，他已为这一展览起了个一语双关的名字“大业”，而大业与流星，恰好映照出了隋王朝的现实与期许、光亮与阴暗。作为站在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王朝，隋不难被赋予承前启后的地位，历史上的分合兴亡，虽已属事实，但要在其中加上一个“必”字，恐怕很难。隋勃兴忽亡的三十余年间，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作用其中，正像人的命运是难以预料的，一个王朝的命运同样是难以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