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打了数不清的胜仗，涌现了很多战斗英雄。但有一位战斗英雄却显得如此另类：他只是一名作战科科长，却凭借其智勇双全、沉着冷静，带着仅相当于一个班的兵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不费一枪一弹，招降了国民党某骑兵师的2000多人马，把兵法中的“兵不厌诈”这一套路发挥到了极致，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那是在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在辽西地区，与国民党东北第四兵团廖耀湘部决一死战。经过了两天两夜的激战，将廖耀湘手下的5个军12个师、10万余人大部歼灭。

至此，辽西战场大局已定，仅有一些小规模的零星战斗还在进行。

其时，东北野战军指挥所正准备进行转移，参谋长刘亚楼命令作战科长尹健带一名参谋、一个警卫班，乘坐中卡和吉普车各一辆，随部队进入沈阳，到前敌总指挥部新的驻地进行勘查和安顿。

在此期间，驻扎在沈阳的敌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已在前两天同位于辽西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完全断绝了联系，情况不明。

这让“剿总”司令卫立煌倍受煎熬，他派出仅有的一个骑兵师（欠一个旅)外出侦察，前去打探辽西前线的战斗情况。

该骑兵师接受任务后，出了沈阳便直奔辽西方向。在沈阳新民以西地区，他们与东北野战军尹健科长和随行人员所乘的两辆车子，正好遭遇上了。

尹健等人坐的车子开得很快，骑兵师也跑得不慢，敌进，我进，我军两辆汽车一下子就插到敌的人骑兵队伍中间去了。再不能前进了，两辆车都靠边停了下来。

尹健急中生智，忙让警卫班抓了两个俘虏兵，问明情况后，写了一个纸条子：“你方的廖耀湘兵团已被我东北野战军全歼，命令你们骑兵部队立即放下武器，否则没有好下场！”并告诉俘虏兵立即递交给敌骑兵师师长。

尽管放了一个烟雾弹，但尹健感到形势对我方很不利，调转车头便走。

不料，没走多远又碰到敌青年军二〇七师的部队正在挖工事。

好个尹健，沉着冷静乘机又抓了两个俘虏，又写了一个条子，令其送敌指挥官，“赶快放下武器，立即投降！”然后调转车头又走。

没想到敌人的骑兵师参谋长竟然跟上来了。他说:“要找林司令员谈判。”又说:“我认识万毅(我军五纵司令员)，找万毅谈也行。”

正当尹健在与敌参谋长周旋时，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何敬之率领一个连、后勤部副部长李聚奎带着一个干训队，共10多辆大卡车也行进到此处。

就在这支看起来很像是“摩托化部队”的掩护下，尹健找到了某纵队后勤部前敌指挥部。稍加整顿，一个“摩托化部队”指挥所便出现了。李聚奎成了“摩托化部队司令员”，代表我军这个指挥所与敌人就地展开谈判。

紧接着，敌骑兵师长也赶来了，他随身带来一个武装班。尹健当即告诉该武装班到旁边一间房里休息，刚坐下就被我军缴械。

这时，敌骑兵师长和参谋长在与“摩托化部队”谈判中，似乎感到情况不对，表现出半信半疑的样子（本来就是后勤临时“前指”，根本不是作战指挥所)，不愿放下武器。

尹健一看，谈判难以达到目的，露出了马脚，形势会更加不利，于是他就到隔壁另一个房间里，向这边的“李司令员”打了一个暗示性的电话:“报告李司令员，军委刚来一份重要电报。”内称:“快速消灭残敌，向沈阳前进，”

这下子，敌骑兵师长楞住了。他们当即讲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求保护家属；二是留四匹好马。我方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当即解除了敌师长和参谋长的武器。并令其向本骑兵师发出了放下武器的命令。

就这样，通过尹健主导的这场“戏”，我军一枪一弹未发，敌人的一个骑兵师（欠一个旅），2000多人马全部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