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意思就是说，人口一旦超过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就会被以某些方式消灭掉。（?这个被称作“马尔萨斯陷阱”）

近世以来，人口持续、快速增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15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数量从明初的6500万—8000万增长到4.3亿，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取得突破、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缩减（1850年人均耕地面积是1400年的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中国人口为什么持续增长，而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从易劳逸的《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中国历代王朝人口规模柱状图

从东汉（25―220）到唐代（618―907）的七八个世纪里，中国人口数量有时候达到了6000万―8000万，但从未超出这个上限。到了宋代，也就是11世纪，人口数量大约达到了1.08亿，此后在蒙古人发动战争及元代统治时期，人口数量则出现了回落。从明初的6500万―8000万到1850年的约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四百五十年间增长了五倍，这堪称人口方面的重大变迁。

17世纪早期到中期明清更迭时期，由于农民起义及各种征战频发，再加上中国北方在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暴发了致命的时疫，这些因素一并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的骤减。人口数量有所下降，随着清朝统治在17世纪80年代逐渐得以巩固，中国的人口数量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上升时期，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几乎翻了一倍多——从1700年的1.5亿增长到了18世纪末的3亿，这表明当时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而传统农耕社会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保持这样的人口增长率可以说是一个特例。18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虽然逐渐放缓，但在此前人口增长复利的作用下，中国人口到了19世纪中期已达到4.3亿之众。

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在四五个世纪里保持了持续的人口增长而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呢？

1为增长的人口拓展食物来源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令人无法回避：中国人口比之前多得多，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吃饭。然而，当时中国农业技术在总体上尚未发生变革。清代农民所使用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与15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并无二致。于是，中国人不仅靠运用新技术来增加粮食供应量，而且还通过广泛应用传统方法和开荒造田来提升粮食产量。

由于当时全国农民几乎都在密集地运用传统种植技术，所以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粮食和各种作物都有所增产。比如，1400年全国采用传统灌溉法的土地面积为13亿亩，而到了1900年已达35亿亩，在总体上增长了近三倍。另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传统方法是施肥，这种方法非常利于提升作物产量。此外，撒播良种也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早在宋代，原产于占城的早熟稻就被引进了中国，稻子的成熟季由此从原来的180天左右缩短到了现在的130天左右。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当中，人们在中国境内又发现了另一些早熟品种，其成熟季只需90天～100天。到了19世纪早期，有一些品种只需60天～80天就成熟了。稻子、小麦及其他粮食作物早熟品种的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们能够带来收成的翻倍。

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也为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十年之内，花生这种作物可能最初由葡萄牙人带到了中国，种植在中国东南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另一些来自新大陆的作物，比如玉米、红薯和烟草等都在16世纪被引入了中国。17世纪，马铃薯也被引入了中国。来自新大陆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不仅可种植在那些不适合中国某些本土作物的土壤当中，而且它们并没有取代原来的作物，而是作为补充提升了农作物总体产量和食物供应。

最后，农民的“自我剥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劳动密集是中国农业的最核心特征。农民很少运用风力或水力，而且基本上都把牛、水牛、驴、马、骡子、骆驼（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等畜力用于运输，此外，这些役畜卖得很贵，饲养起来花费也很多，因此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农民都买不起也养不起役畜。相形之下，人力资源却比较充足，也比较便宜。很多人家养不起牛或水牛，于是男人和女人——主要是男人，因为女人基本上都绑了小脚，干不了什么农活——自己拉犁耕地和背负重物。用来灌溉的水泵也是人力脚踩的翻车。除此之外，修梯田，备肥料，多熟制等。

以修梯田为例，修梯田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农民不仅需要运走大量泥土，还需要用石头垒矮墙才能修筑起梯田。数代农民将山坡和山谷修筑成梯田，在田间用石头铺路并修建密如织网的灌溉线路，这个过程究竟要耗费多少人力，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尽管如此，中国北方大部分田地和南方近四分之一的田地都修成了梯田。一块梯田的面积一般不会大于一间小屋子的占地面积，有的甚至只有一张桌面那么大，但哪怕只是增加这几平方米的耕种面积，农民可能就能填饱肚子，因此农民不会吝惜力气再去建设另一片梯田。中国农民“自我剥削”的倾向体现在修筑梯田、施肥、复种等方面，正是中国农民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自我剥削”让中国人口。

2迁徙：一个扩张的帝国

中国在1400年以后的四个世纪里新增的食物供给量，有一半来自于密集使用传统耕种技术和引进外来农作物，另一半则来自于开荒耕种。

在明代早期，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新月地带” （the quarter-moon crescent）（如图1.1所示）。而在西部和南部等正在开发中的区域里，中国人已把自己的生活区和文化拓展到了低洼地、河谷和平原上。明朝时期朝廷鼓动民众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迁徙，在西南方向主要是向明朝与缅甸的边境线上拓展，在北方则是向长城一带拓展。朝廷有时甚至强制民众迁徙到这些地方；有时也会通过向民众承诺免税，为他们提供种子、工具和役畜，而且还帮助建造堤坝和灌溉网络以鼓励他们迁徙。通过这些方式，明朝廷成功地向云南迁徙了约一百万人口。

到了清代，人口大幅增长使这种自愿迁徙行动达到了顶峰状态。迁徙者最初沿着三个方向迁徙：最大的迁徙潮是向西涌动的，如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同时还有部分人口溢出到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第二大迁徙潮向西北方向，沿汉江流域，从湖北北部穿过陕西南部，进入甘肃；第三大规模较小的迁徙潮发生在东部地区，方向是从广东，特别是福建到台湾岛。

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地区间迁徙行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目前可知的是，作为人口迁徙最大接受地的四川在1786年到1850年的三代人期间，人口增长了四倍，合计超过3500万人（部分原因是，当地人口也在自然增长，但当地人口大幅增长主要还是人口迁徙的结果）。整个中国人口分布则因为此番内部人口大迁徙而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新排列组合。

到19世纪中期，人们迫于经济压力仍在向海外大规模移民。一些中国移民成为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合同劳工——他们在去往海外的途中和后来的就业过程中曾遭受过无法言说的惨遇；另一些中国人则移民至印度洋诸岛和南非；而绝大部分中国南方人都移居到东南亚地区，并逐渐成为那里的主要少数族群，到了20世纪中叶，东南亚的华人数量已经达到约1300万。

15—19世纪人口大规模增长在影响了中国明清两代经济和社会结构，也改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中国与全球的联系。

（图片：来源网络)

☆这是一本可称之为“中央帝国社会学密码”的书，以长时段、全球史视角重审近世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巨变，打破陈见，重塑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

☆著名历史学家罗威廉、范力沛、琳达?库克?约翰逊等实力推荐

☆《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

书名：《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精装）

作者：[美] 易劳逸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定价：69.80元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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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