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近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概略写出来,可以作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
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词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
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的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说。
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这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1912年,蔡元培在德国与家人合影)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笔:
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他,我只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
我国现在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又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自然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
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为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 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蔡先生自己谦称读书不得法,系由于不能专心与不能勤笔二者。的确,要成为一位专材,是不应广读与乱读的。不过广读与乱读可使人成为通材;而作为一位教育家,尤其教育行政家,有赖于通材者,远过于专材。蔡先生之所以成为大教育家,实基于他的通材,尤以能老而弥笃之故。至谓不能勤笔,算不得坏事,因为能多读而少写,一面充实自己的学识,一面谨严其著作,也确是学者应有的态度。——王云五
选摘自《王云云全集·中国古今治学方法 论学》王云五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王云五全集(套装共20册)》,在台湾以《王云五先生全集》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我社以简体字出版王云五先生的全部著述,在原版本的体例、格式、标号和文字等方面作了必要的整理订正,并省略各册相互重复的篇目,增补我们发现的著作。全集共20册30种,700余万字,内容保留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