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教案,指的是因宗教纠纷而产生的案件。教案的产生,在于宗教之间的矛盾,多发生在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之间。清朝以前也有教案,比如佛教与道教之争,亦是一端。
对中国而言,佛教虽然是舶来品,但经历了千年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已基本被吸收和容纳,成为中国传统宗教中儒释道的一支。到清朝以后,随着西方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播,又对这些传统文化和宗教形成了挑战,此为晚清教案频繁发生的缘由。
在晚清教案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同治年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天津教案。这起事件导致了数十人丧生,引起中外高度关注。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还因处理这起事件备受清议,断送了其政治生涯。
天津教案发生在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这个教堂做的是一些布道和慈善的工作,会收养一些无家可归的弃儿。同治九年(1870年),有天津百姓发现教堂后院的墓地里埋葬了许多孤儿,于是传出流言,说教堂的修女们根本不是收留弃儿,而是用他们的内脏来炼药。
炼药之说,我们今天看来都知道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的天津老百姓中,这种说法却非常有市场。第一,当时教堂确实有很多儿童死亡,原因有几方面。首先是当时正值酷夏,疫病流行,儿童体弱容易染病;另外教堂收容的儿童,大部分都有先天疾病,才会被父母所抛弃,故死亡率比一般儿童更高。
而第二,则是大多数老百姓本身对外来传教士没有好感,因此很容易被煽动,最终采用了暴力的方式来攻击教堂,酿成了惨案。
在这起事件中,冲击教堂事件造成了数十名主教、秀女、领事和外国侨民的死亡,甚至有一些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民,也被当成“二毛子”被杀。如此恶性的事件,引发了欧洲多国的公愤,且调查的结果,教堂确无杀害收留儿童的行为。最终,曾国藩以“抵命”的方式,处死了带头发起冲击的多名人犯,平息了此事。
《清代史》的作者孟心史先生曾说,国人从来不缺乏历史知识,缺乏的是历史观点。天津教案这起事件,过程没有太大的疑点,但评价上却存在很多争议。比如这起事件的起因是什么?谁应该对这起公案负责?
那些被杀的传教士和修女有错吗?他们并没有加害天津百姓的行为,而且还在做救助无家可归的幼儿的慈善工作。救助的弃儿病死,是当时医疗条件不足所导致的无奈结果。
这些被官府拿去抵罪的百姓有错吗?或许手段是过于激烈,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大量儿童死于教堂,且晚清以来天主教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宗教侵略日益严重。当时清朝许多官员都对外交事务不甚了了,普通老百姓更加不知道以暴力对待外国传教士会导致的后果,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举动,我们也不能无视时代背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简单地去指责这些被迫使用暴力中国百姓。
如果天津教案事件中传教士没错,百姓也没错,那么是谁错了呢?我们注意到,在这起事件的发生和发酵过程中,清政府一直是缺位的。天津教案的冲突因误会而产生,但清朝的外交部门始终没有去解释清楚这种误会,直到事件发生后,才匆匆着手善后事宜。曾国藩到来前,已知此事无法措置,只能委曲求全,非搭上自己政治前途不可收拾。
清朝咸丰末年建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但总署的诞生,却是洋人拿枪炮打进北京,受胁迫所成立起来的,因此朝堂上的这些官员们,对洋人有一种天生的畏惧。
当民间天主教会与传统宗教产生纠纷时,传教士通过领事诘问总署,而总署害怕引起冲突,往往请旨严责地方督抚,说他们保护不力。不分青红皂白地袒护洋人,导致民间对教会的积怨越来越深,又没有申张的渠道。当积怨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只能诉诸于暴力。在晚清的数十年间,清朝外交部门对民间宗教冲突长期采取懒政态度,一味地纵容外人,压制百姓,才是导致清末教案频发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