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跫音里致敬
钱穆(史学大家、一代通儒)不但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还非常热爱自己的家国和中华文化。“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这既是钱穆的历史观,也是其讲史之要义。他三度讲授“中国通史”,听者可谓“盛况空前”。尤以西南联大之讲授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叶龙语)。此《中国通史》系其在香港新亚书院复讲“中国通史”课程之记录稿(底本),“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钱穆语),故可视之为“《国史大纲》课堂版”。
治史以明变。在“求新求变”的历史洪流中,钱穆发出了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九一八”之后,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科以振起国魂之规定,他在大学讲授该课,所编写的讲义亦成为日后“部定”大学用书的《国史大纲》。是书,不但足以唤醒国魂,亦加深国人对国史的认识,不但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亦奠定了钱穆史学权威的地位。在《中国通史》中,钱穆不但提纲挈领地阐述了由上古时代至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还以纵横的角度梳理考察了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承的起承转合以及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政事、文化与思想、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
钱穆论史,不同于官方众手编纂,也不同于“戏说”式民间写史,而有其独有的、一以贯之的“自作主张”。其一,“(钱穆)宾四师撰《国史大纲》之时,亦另编国史读本,供学生课堂外之阅读,读本凡得百万字……此书之于《国史大纲》,犹前《国史大纲》之于读本,两者详略轻重,各有互补”;其二,“钱师自学是从读唐宋古文开始,入门后特别喜韩愈文集与王安石的论政文,然后再进入研读二十四史,再而先秦经典,然后把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都研读得融会贯通”;其三,“钱师讲历史……一定把历史事实讲得清楚明白。他主张讲历史不但要用文字典籍,也得同时利用古器物,如钟鼎文、甲骨文等,而且亦不应完全排除‘传说’与‘神话’”。一言蔽之,钱穆讲史,不但用来讲述的史料翔实、广泛,“所收集之材料知所取舍(亦)详略得当”(钱穆语)。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钱穆讲史,不但多有特色与新见解,“做学问(亦)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即使单是论及历史文化、经济政策或者王安石变法、明清政事政风,其对当下文艺复兴、吏治及经济改革亦大有裨益。“因为崇拜他,而甘愿一生追随他的影子。”正如叶龙所言,“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钱穆课堂的吉光片羽,也因此而得以留存。“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爱之深传之切的国学大师,另一个则是在动荡流徙中被精神拯救的流亡青年,他们半辈子的交集,最终,全都化入了浩瀚的书稿里”,“它们就像是老古董,简陋的牛皮纸封面,窄窄的横行……(叶龙)用繁体竖排的方式写下钢笔字,每一页红色和蓝色字迹交错,都有注释和眉批”(侯少卿《“小人物”叶龙记录大师讲稿》),纸张或早已泛黄老去,但文字所凝聚的却仿佛已在漫长的等待中,积蓄出一种醇厚的鲜活。
尘封多年的讲义,蕴含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如果钱穆先生尚在,他不一定会成为《百家讲坛》上的风云人物,但应该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师者,是引人顿悟的启发者。他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感动我们的,不止是情怀,而是打通古今、提升格局的其他可能性。”正如《中国通史》责任编辑聂俊珍所言,“《国史大纲》以‘温情与敬意’著名,这部《中国通史》,依然满怀温情和敬意。它或许不是最周赡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怀的中国史。”溯洄历史,聆听历史。每一个“朗读者”,都应向钱老致敬,向钱老之《中国通史》致敬。钱穆不朽,钱穆之《中国通史》不朽!钱穆之《中国通史》不但是中国历史的母本,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母本。钱穆了不起,钱穆之《中国通史》了不起,谁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没有!
见刊2017年5月9日《萧山日报》8版、2017年5月14日《湖北日报》8版读书,6月22日《宜兴日报》4版“阳羡-悦读”,2018年6月11日《黄石日报》5版“读书荟”
https://xsrb.xsnet.cn/epaper/html/2017-05/09/content_8_2.htm
http://ctdsb.cnhubei.com/html/hbrb/20170514/hbrb3109675.html
http://www.hsdcw.com/daymap/index.asp?bzday=2018-6-11&bz=hsrb&b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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