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2年，蜀、吴彝陵之战，蜀军几近覆没，刘备既无力再夺荆州，又无力与曹氏争夺天下，“复兴汉室”了。为此，古今许多学者在叹息之余，对荆州之失作了种种评说：或归罪于刘备，或责怪关羽，或指摘诸葛亮。就史实而论，三人都有一定的责任，孰大孰小？

从刘备对诸葛亮、关羽所授职守和一贯态度观察，“刘备荆州”得而复失的主要“罪”责应由刘备承担，他首先就错在未能重用诸葛亮，而把镇守荆州的重任交给了骄傲自大的关羽。事实上，刘备遇到诸葛亮，绝非世人印象中的“如鱼得水”，也从未把他视为自己手下的第一智囊，而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让他去干后勤部长这样的活。

“跨有荆、益”是最初诸葛亮给尚无地盘的刘备指出的战略目标。并针对东联孙权、北拒曹操的外交方针，分析了荆州主客观的有利条件。显然，“跨有荆、益”是诸葛亮对各军事集团力量的权衡拟定的战略目标，指出了占有荆、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至于如何“跨有荆、益”、“跨有荆、益”后如何保住荆、益？诸葛亮没能也不可能作出预先的估计或安排。虽然他常“自比于管仲、乐毅”，云只能视为他的志向和抱负，又被时人誉为“伏龙”，是个识时务的俊杰，亦为对他年轻有为的赞许。

然而，当时的诸葛亮毕竟只二十六、七岁，又“隐居隆中”，“躬耕陇亩”十年，缺乏政治、军事方面的实践经验，离开诸葛亮“初出茅庐”的历史实际，将荆州失守的责任归结《隆中对》在荆州问题上的失算，未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

事实上，“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对如何夺取荆州曾发表过意见。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直指荆州之际，他建议先发制人、进攻襄阳的刘表之子刘琮，刘备却以不愿背弃刚刚死去的刘表为由，没有采纳。结果，刘琮降曹，曹操兵不血刃占领襄阳。

刘备意气用事，不从攻琮之计，坐失良机，不仅“让”襄阳于曹操，而且在曹军的进逼下，不战自溃，惨败于长坂。后来在荆州归属问题上给孙权以口实，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

刘备得到诸葛亮后，曾发出“如鱼得水”的感叹，可惜他在兴奋之余，或以为诸葛亮年青，“初出茅庐”，或恐其义弟关羽、张飞“不悦”，虽与“亮情好日密”，并未重用诸葛亮。

比如赤壁会战后的第二年，刘备自领荆州牧，对关羽、张飞、赵云均委以一方守将的重任，而对诸葛亮呢？却只是拜为军师中郎将，负责在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调赋税兵役，相当于后勤部长，而且远离公安，住在临蒸，这哪是首席智囊应享受的待遇呢？

又如，公元211年，刘备入蜀之时，将把镇扼荆州的重任托付给了关羽，同时让诸葛亮跟关羽干这个差使，似乎没有安排诸葛亮的实际职务。

再如，公元213年，刘备调诸葛亮、张飞、赵云入川合围成都。次年，刘璋出降，刘备自领益州牧。他在封官授职时，对诸葛亮安排的头衔是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

“军师将军”较之于“军师中郎将”，名位为高，却仍是为刘备外出征战时“足兵足食”的后勤“将军”。事实表明：赤壁战后，蜀汉建立前的十二、三年中，更或在白帝城“托孤”之前，刘备始终只要诸葛亮主管“足兵足食”的后勤事务，没有让诸葛亮继续在如同赤壁会战中那样的实际政治、军事斗争中发挥才智，致使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很突出，没有显赫的事迹，政治威望不高。

因此，刘备平定益州赏赐功臣时，分给诸葛亮的财物，与法正、关羽、张飞等人相同，毫无特殊优待。

刘备入蜀后尤为倚重法正。法正长于“奇画策算”，为刘备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数次献计，屡建功绩，表现出卓绝的才干，成为刘备“是训是咨”，言听计从的“谋主”，先后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尚书令，护军将军，为蜀汉“外统都徽，内为谋主”的重臣。

刘备如此“雅爱信正”，是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品德的体现，长于权谋的法正成为刘备经营益州的“谋主”亦理所当然。

从这一角度言，将荆州失守的责任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在诸葛亮这个“足兵足食”的“军师将军”身上，极不公正。

事实上，益州的一切军政大事全由刘备决断，“职为股肱”的诸葛亮除了忙于“足兵足食’，外，对文臣武将的任免调配，军力部署和攻守征伐等重大决策问题上，能说些或能做些什么呢？

陈寿《三国志》记事简略，裴松之的注则相当详尽，均未在诸葛亮“职为股肱”时期的事迹作何记述和补充，决非陈、裴记述漏失，或有意隐而不书。

关羽镇荆州，是刘备的安排，结果由于他的骄傲自大，不但丢掉了荆州，他自己也兵败被杀。荆州失守，关羽被害，刘备愤怒至极，为夺回荆州，替义弟报仇，于公元221年亲率大军伐吴。终因元气大丧，于次年惨败于彝陵。

荆州未能夺回，孙刘联盟彻底破裂，“跨有荆、益”，分兵北上，“复兴汉室”的战略宏图付诸东流。刘备兵败后，诸葛亮曾叹息：如果法正还在，必然不会让刘备伐吴。诸葛亮此语，正是他得不到刘备器重、无法阻止刘备伐吴的怨言。这恰恰揭示了刘备与诸葛亮这对君臣之间关系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