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画像
唐朝的一代文宗韩愈曾经出任史官,当时有个刘秀才曾经给韩愈写了封信,在信中刘秀才劝韩愈要写点史书,对得起自己的职位,也不辜负自己的文笔。韩愈给刘秀才写了封回信,这就是《答刘秀才论史书》。
在回信之中,韩愈详细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修史书,他说道孔圣人修了《春秋》,结果“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国的太史,因为如实记录了崔杼弑其君,结果“兄弟几尽”。左丘明也曾经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最终导致失明,司马迁《史记》没有写完就被处以宫刑,班固也是在《汉书》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死于监狱之中。陈寿虽然没有被杀,结果一生抑郁不得志。其他,范晔和崔浩等人都是在自己的作品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被杀……
司马迁画像
在罗列了众多前辈的遭遇之后,韩愈得出结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其实韩愈只是罗列到了唐代,在唐代之后不幸的历史学家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
早在司马迁的时代里,他也曾经反思自己何以至此,他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从古到今的伟大作品都是作者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才得以完成的,他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孔子画像
韩愈和司马迁的区别就在于,韩愈认为是修史的行为在前,而遭遇不幸在后。司马迁搞反了。不知道司马迁是真的没有认识到呢?还是故意那么说,自我安慰一下呢?我估计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韩非在被抓到秦国之前,《说难》、《孤愤》已经完成了,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吕不韦是在丞相任上完成了《吕氏春秋》的编撰,他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的一种自我慰藉罢了。
那么何以至此呢?历史学家为什么会成为高风险行业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历史学家是干什么的。经常也有人问我,你们都学点儿什么呢?我们学历史的人,无非就是要搞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历史的人都在探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以及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你或许会觉着纳闷,研究这些有什么危险呢?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人期望人们知道这些的。掌握历史的书写权,始终是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奥威尔在《1984》中曾经写道:“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别的不说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吧?在秦始皇的焚书令里第一句就是关于历史的:“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对于历史书的查禁是秦始皇焚书令的重点。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秦始皇要牢牢地控制历史的书写权。我们来设想一下,长平之战赵国的史书或许会这么写:万恶的秦军在长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长平惨案!已经放下兵器的四十万赵国人被秦军坑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历史将铭记秦人的罪恶……而秦国的史书呢?或许会是这样:战无不胜的秦军在长平又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秦军前进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赵国人在长平阻挡秦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了,四十万赵军成了赵王的殉葬品……
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秦始皇为什么一定要把查抄史书作为重中之重!在他看来,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而我们这群学历史的人呢,偏偏不信这个邪!
学历史的人总是试图记住那些别人不想让人们记住的东西。有人曾经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学历史为国家、民族保留一份集体的记忆。总有人希望,这份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要记住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情,最好记住他们想让人们记住的,忘掉他们想让人们忘掉的。比如在大清朝,皇帝总想让人们记住乾隆爷的文治武功,总想让人们忘记他老人家到底是在哪里出生的。至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更是大清皇帝不想让人们记住的。皇帝想让人们记住的东西,历史学家未必能记得住,皇帝不想让人们记住的东西,历史学家偏偏记得很清楚!
历史学家,总是试图去探索历史的真相。有些事情,历史学家总不满足于官方的历史书写,对于探索实施的真相有一种天生的癖好!比如汉武帝时期国家财政困难,不得不采取了多种手段来搜刮财富。本来汉景帝给汉武帝留下了很大一笔遗产,国库充盈,怎么会是这样呢?按照汉武帝的说法,这是因为要对外作战,为了能够彻底消灭匈奴人的威胁,大家不得不暂时忍耐一下,我们很快就要度过难关。而司马迁却发现导致国家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汉武帝的穷奢极侈,他无休止的巡游、对于长生不老药的痴迷……所以当汉武帝看到司马迁所写的《今上本纪》,勃然大怒,“怒而削之”。再有,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南宋朝廷称他是“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而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却很容易就戳穿了赵构身上所传的“皇帝的新装”,把他的本来面目揭示给世人。再比如,曹魏的第四个皇帝曹髦之死,最初的官方记录就只有五个字:“高贵乡公卒。”历史学家偏偏不满足于这五个字的历史记录,非要刨根问底,最后搞清楚原来曹髦是因为不满于“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结果被司马昭的将领成济所杀。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历史学家还总试图掌握历史的审判权。据说孔子在修《春秋》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审判,“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所以在孔子修了《春秋》以后,才出现了“乱臣贼子惧”的局面。后世的历史学家总是试图以当世孔子而自居,总试图掌握历史的审判权。而一般人也都期待着历史学家能够承担起历史审判的职能。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正在后宫打麻雀,玩得不亦乐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说有急事要求见皇帝。宋太祖接见了他以后,发现他所说的不过是一些日常事务,并没有什么特别紧急的。宋太祖非常恼怒,结果那个大臣反而振振有辞,他说道:“我所说的这些事情总比陛下打麻雀的事情紧急。”宋太祖非常生气,拿起手中的权杖冲着这个大臣就戳了过去,一下子把人家的门牙都给打掉了两颗。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捡起自己的门牙,揣进怀里。宋太祖说道:“你还敢把门牙捡起来,难道你还想着到哪里去控告朕吗?”这个大臣答道:“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说完这话,也真把宋太祖给吓住了,不得不赏赐金帛假惺惺地慰问一番。人们常说,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可是没有谁见到哪个叫“人民”的人,历史学家总是试图站出来宣称,我在代表人民书写历史,我代表人民对你进行历史的审判。
历史学家还总是试图去教育别人。很多历史学家,总是试图去证明学历史是有用的,历史学的用处在于可以以史为鉴。他们总是试图引经据典,对当世帝王指手画脚,喋喋不休。可是,黑格尔老早就发现了一个规律,他说:“历史上人们经常喜欢以历史的经验介绍给各国政府,各国君主和各国的政治家,但是历史表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从来没有一个君主,从来也没有一个政治家,真正地从历史中间汲取了什么。”据说,列宁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在旁边批上了四个字“聪明极了”!
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可恨之处!也是历史学家的危险之处!
韩愈虽然认识到了历史学家的危险性,拒绝了刘秀才的建议。但是,后来韩愈还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修史的冲动,写出了一本《顺宗实录》。至于他晚年有没有反省过自己后来仕途坎坷,不断被贬,与当初写了这本《顺宗实录》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