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18年萨尔浒之战，明军在与八旗军的决战中完败，明朝在关外辽东地区的精锐便被扫除一空，只能龟缩进城池堡垒中被动防御，根本不敢出城野战对阵。

因而，有关魏忠贤得势期间，明朝在辽东战场压着皇太极打的说法，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么，为何那几年的皇太极，没有在辽东取得进一步的战果呢？

这还得从当时辽东整体的军事格局说起。

努尔哈赤起兵20多年，从区区13副遗甲起家，统一女真各部落、击败关外明军主力，直至横扫整个辽东平原，八旗铁骑之声势空前雄壮。甚至连明朝政府内部都有许多人嘀咕起了几百年前的那句恐怖谶语：“女真不满万，满万则无敌”

然而，真实的情形是，努尔哈赤膨胀到这一步，也就接近到头了。

明朝虽然丢失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但他们老朱家打从朱元璋开始就捣鼓着“高筑墙、广积粮”政策，此时又把这一招用到了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身上。

由孙承宗主持修建的，从山海关至宁远到锦州的防线，犹如一个坚固的瓶塞一样，将女真铁骑牢牢得阻隔在了辽东这个巨大的瓶子里。

努尔哈赤一边有蒙古诸部落拦路，另一边又是毛文龙的皮岛基地，和亲明的朝鲜李氏政权时不时牵制女真的一部分兵力，极大得限制了他的用兵时间和发兵规模。

如此一来，努尔哈赤便不免对倾巢而出的军事行动有所顾忌，只能对着孙承宗的关宁防线硬攻死磕，直到在宁远城下挨了袁崇焕红衣大炮的重击，才悻悻离去。

这段时间，明廷内部正值魏忠贤权势熏天之际。

魏公公虽然在历史形象上名声不太好，但辽东战局一度趋于稳定的战略相持状态，与这位九千岁所起的客观作用，倒还真有些分不开的关系。

魏忠贤所属的阉党，并非全部是身上无根的宦官太监。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一帮与东林党在政治、经济主导权上面，存在着激烈竞争关系的齐、楚地区官僚士子。文官如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的崔呈秀，武将如执掌锦衣卫指挥大权的田尔耕，文化水准和武力值，均不在标榜道德正宗的东林党之下。

再加之又有天启皇帝的乳母客巴巴，与魏忠贤结成联盟，把持控制整个后宫。阉党的势头，确是在一段时期内，牢牢得压制住了与其对立的东林党。

魏忠贤的看家本领，是“搞钱”。

要说太监“搞钱”，也并非魏忠贤的首创。万历皇帝在位那些年，就曾经派出身边的亲信太监，散布到全国各地的铁矿、银矿、盐池、丝绸织造等自然资源富集的地区，以“矿监”的名义监督收取商业税。

而这些被收税的对象，大多是江南一带的大地主、大工场主。他们的代言人，就是与他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东林党人。

抛开东林党人对阉党的道德攻伐，实际上他们最为咬牙切齿的，是魏忠贤利用手里掌握的国家机器，对江南地区死命的经济“压榨”。

国库有钱了，明朝硬是用钱堆出了一支关宁铁骑，把彪悍的满洲八旗牢牢得挡在了山海关之外。

皇太极这边，也觉得原先努尔哈赤传下来的那套班子和制度，已经到了百尺竿头难以更进一步的瓶颈阶段。

于是，皇太极在继续依靠频繁出兵劫掠土地、人口和财富的同时，分出了极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内政布局调整，以及蒙古、朝鲜两个方向的战略空间开辟上面。

在皇太极的主导下，满洲八旗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

经济上，他一改努尔哈赤劫掠人口充当奴隶的政策，授予版图内的汉人“民户”地位，让他们成为满清政权下的个体农民。自耕农有了积极性，不仅粮食生产有了大幅度提升，而且更是大大缓和了汉民与满人之间的矛盾。

政治上，皇太极也在着手解除贵族势力摄政、汗王权力分散的矛盾。几年间，原先同皇太极一同理政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先后被解除实权。大权集于一身的皇太极，继而采纳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员的意见，效仿明朝设置礼、户、吏、刑、兵、工六部，分别管理国家行政事务。

除了这些，皇太极最为直观的功业，还是在突破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圈上头。

对于效忠明朝的李氏朝鲜政权，皇太极曾先后两次率军入侵，迫使朝鲜与明朝断绝往来，承认满清的正统地位。

蒙古方面，皇太极软硬兼施，首先采取军事恫吓、政治联姻等手段，将科尔沁、喀喇沁等蒙古部落拉到满清一方。对于号称正宗“黄金家族”一脉的林丹汗，皇太极则带着归附的蒙古部落，几次征战给予彻底消灭，统一了漠南蒙古。

从此，满清政权开辟出了取道蒙古，直接威逼明朝首都北京的进兵路线，关宁防线成了一道华丽的摆设，任由满洲八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而此时崇祯治下的明朝呢，由于魏忠贤的阉党势力被清除，东林党逐步占据了整个官僚集团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所以已经几乎不能从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商人中收到赋税。

巨额的军费开支，被分摊到了赤贫的底层农民身上，加上连年旱灾带来的颗粒无收，终于激出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

明朝陷入关外、关内两线作战困局，军力、财力日渐枯竭，直至被放干最后的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