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又一个短命的王朝,隋朝在位的皇帝仅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人。千百年来,隋炀帝的暴君之名早已盖棺定论,然而当你认真了解隋炀帝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可以用五个字来评价隋炀帝的一生——“不仁而有功”。他不仁的一方面相信大家早已了解就不在赘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隋炀帝有功的一面——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历来被文人学者所诟病,他们认为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只是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唐代诗人秦韬玉在《隋堤》一诗中有“种柳开河为胜游”之说,认为隋炀帝种杨柳、开运河,只为了看琼花,但是隋炀帝第一次下江南是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八月出发,第二年三月离开,琼花在每年四、五月间开花,隋炀帝错过了琼花的赏花期。从而看出,隋炀帝第一次下江南并不是为了看琼花。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并非只为满足一己私欲,而是作为利于万世的宏伟工程而建造的。
隋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凿人工运河的王朝。隋朝发动的运河开凿工程,其实是始自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公元584年开皇四年,开凿了广通渠;公元587年开皇七年开凿了山阳渎;而后在公元605年,隋炀帝继续开凿大运河,首先是修通济渠将黄河和淮河连通起来,同年又进一步疏浚了山阳渎;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永济渠是大运河四段中最长的一段,长达一千五百多公里;公元610年,开凿贯穿江南河,这是大运河最偏南的一段运河,同样也是隋朝大运河的收尾之笔。至此,,隋朝大运河整体开凿成功,它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了五大水系,向南可至余杭,向北抵达涿郡,绵延2700公里,迄今为止,依然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总体上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有着多重目的。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方人口分布随着朝代的变迁而变化,在秦汉时期人口多聚居在黄河流域,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大批北方人士南渡,南方人口持续增长,但隋炀帝大业初期做人口普查时,南方人口还是无法与北方人口相比。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全国在籍人口八百九十万户,其中南方大约是两百一十万户,只有北方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另外,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的混乱局面后,北方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而南方的经济却在这四百多年的辛勤开发中发展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隋统一全国后国家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管理,需要与经济富庶地区的联系沟通以及及粮食物资等的供给,这使得隋朝当政者意识到开凿和贯通南北大运河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长期垄断政权的局面虽然已经初步瓦解,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他们仍然具有强大的实力,对隋朝的政权稳定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可以说他们是整个朝廷的心头病。虽然北周武帝在平定齐国前后,对山东,河北等地的各个诸侯予以优厚的待遇,进行了大肆的拉拢,最终大部分的门阀士族都投靠了朝廷,但是也存在一些人未被拉拢,他们不甘心一直依附于人,无时无刻不在妄图摆脱封建朝廷的束缚。例如南陈末年隋朝初年婺州(今浙江金华)汪文进等地方士族的武装叛乱,朝廷却因为关河悬远,兵不赴急,而束手无策。这也是促进大运河开通的巨大原因,大运河的开通对加强镇压南方人民反抗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旦东南有事,便能快速地做出反应。杨广率领数十万人的庞大船队巡游江都,实质上是耀武江南。
隋炀帝作为南北运河开凿工程的发动者,其积极作用也应该予以充分地肯定。开皇末年,开河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然而隋文帝却处事谨慎,尽管他深感漕运的重要,但却没有胆略去发动开河工程。杨广即位以后,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敢于及时、果断地下诏开河,表现出了较卓越的远见,发挥了决策者的重大作用。然而,杨广在开河过程中专横独断,急功近利;竣工以后,挥霍无度,胡作非为,过度征摇,严重地摧残和消耗了社会劳动力。大业元年开浚山阳渎,开凿通济渠,建东都洛阳三大工程同时进行,共征调民丁300多万。河渠开到今徐州境内时,所役丁夫经劳累折磨而死者,就达150多万人,“下寨之处,死尸遍野”,造成了“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的惨痛局面。
尽管功绩当得起“大业”这个年号,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和“大一统”国家的构建而鞠躬尽瘁,却依然成为了悲剧式人物,成为“亡国之君”的代表。隋未亡时,窦建德谥杨广为“闵皇帝”,杨广之孙杨侗谥杨广为“世祖明皇帝”,直到唐朝才改谥“炀皇帝”。据此,杨广本应被叫做“隋明帝”,却因悲剧的结局和背离传统认知的行径,最终得一恶谥,世人只知“隋炀帝”,不知“隋明帝”。
隋炀帝发动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功绩与过失和大运河的出现一样,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评价历史事物时,需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其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这里引用胡戟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当他(隋炀帝)的名字和大运河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便是不朽的了。”